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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3月14日文章】題：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被隔離，我覺得在那里比回到美國更安全（作者美國格林內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 托尼·珀曼）

       我們一家在上海隔離6周后返回美國，親友們對此予以祝賀并感到寬慰，我們終于安全了。然而，回國不到一周，我們與這些親朋的感受就不太相同了。我們感覺，在局勢好轉后的上海比在美國更安全一些。

       一踏上美國的土地，我們的焦慮感就被引發了。在中國的機場，我們在獲準進入與其他乘客公用的區域前，就要進行體檢。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在最終被確認剛從中國回國前，我們與其他數百名乘客一起在入境安檢處排隊等待。那時，我們在一名穿著疾控中心的夾克、帶著歉意的年輕男子陪同下走到一邊，他給我們量了體溫，并告訴我們，作為從中國來的人，疾控中心要求我們盡可能自我隔離14天。機場工作人員甚至沒問過我們要去哪里。

       現在，我已在兩個國家度經歷過新冠病毒疫情隔離，區別是明顯的，遠遠不止機場一地。在中國，人們認為隔離是一項共同義務，公眾幾乎立刻改變了習慣。所有人都時時刻刻把消毒、清潔和與他人保持距離放在首位。無論對錯，中國政府的嚴厲手段似乎奏效了。

       相比之下，個人自由是推動美國例外論的引擎。當然，可以提出如下合理問題，即以公共利益為名可以犧牲多少個人自由。但是，我們的放任主義態度、優先考慮個人自由以及完全缺乏政府領導讓美國人感到困惑，并暴露在危險中。自由放任的態度、優先考慮個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領導，使美國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似乎我們這樣的高風險居民不得不承擔起阻止疾病傳播的重擔，即我們是唯一要隔離的人群。值得從中國人民身上汲取的經驗包括：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自己的責任、脆弱性和連帶關系——為了集體利益犧牲“權利”，否則，我們中許多人將死去。

       和在中國的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和我的妻子、年幼的兒子以及仍是嬰兒的女兒在1月底都被卷入新冠肺炎危機。似乎一夜之間，整個國家都被封鎖了。在上海，我們待在室內。

       由于存在一張由政府命令、小區限制、同伴壓力和強烈個人責任感所織成的復雜網絡，每個人都在進行隔離。所以，不帶口罩外出或人群聚集在一處是觸目的，令人不悅，甚至會遭到指責。而在美國，如果我們決定不自我隔離，誰會知道呢？

       在中國，有一種明顯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德觀。與這種精神保持一致的是，在每一次為遏制病毒擴散而采取的行動中，每個人似乎都得到了同等對待。從來都不是一套指導原則針對具有潛在感染風險的人，而另一套指導原則針對無辜旁觀者。我們都面臨風險；我們都是潛在威脅。每個人在避免感染他人方面都負有同樣的責任。

       事實上，在中國，我不會被與數以百萬計的其他負責任的上海居民區分開來。相比之下，在美國，我感到自己被貼上了標簽，即一個近期在中國居住過的潛在病毒攜帶者。我身體健康，可我是一個威脅。有傳染性的人與“無辜”者之間有著明顯區別，后者不必為任何人改變自己的行為，因為個人自由的價值大于集體順從。

       在美國，看起來是中國人的人尤其會收到騷擾和指責，從而加大了有威脅者和無辜者之間的區別。在我們這個已經極化了的國家，我們不需要又一種社會分裂。而且，疾病以這種方式被政治化的每一天，也正是這種病毒完全無視護照和黨派隸屬關系的特點而占據上風的一天。

       我們離開上海時，這座城市正顯示出若隱若現的樂觀跡象。新增病例很少，生活正在回歸正常，數以百萬計被隔離的居民試探性地從隱蔽處探出頭來。

       我們進入美國時，這是一個恐慌的國家。各個機構的指導原則都不相同，而且每天都在變。新冠病毒檢測盒和適當的衛生設施供應不足。顯然，美國政府無法阻止病毒擴散。